政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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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平反冤假错案、揭批查运动、清理三种人和整党 (1983-1987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批斗大会邓小平等人主张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并提出“集体领导”的模式[22][113]。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陈云在分组讨论中提出要系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与会者的响应[22][114][115]。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重大错案平反的决定[114][115]。根据1989年6月1日《人民日報》的文章《拨乱反正立丰碑》等官方文献记载，1978年后的数年内，全国范围内共平反了三百多万件冤假错案，至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结束[22][28][31]。与此同时，在胡耀邦等人的主持下，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依据官方数据，截止1984年全国先后有约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的帽子，结束了对2000多万“四类分子”及家属的身份歧视[31][32][33][116]。而据学者估计，该《决定》实际影响人数上亿[32][116]。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也被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官方数据显示，至1981年11月中国大陆共有70多万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恢复了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身份[31]。
文革期间，十大元帅之一的彭德怀遭到多次批斗，被迫害致死。
平反的案件不仅限于文革时期，也包括一些其它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譬如“反右运动”中的绝大多数右派均被平反，但依然有百余人未获平反[33][117]。 此外，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主导了对一些重大政治案件的平反，为诸多文革时期受到迫害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举行追悼会、恢复名誉[22][27][28][118]，其中包括：
刘少奇：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文革期间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进行批斗，1968年被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在放逐、拘禁中病死于河南开封。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全面平反并恢复其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切名誉。[29]
彭德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身患结肠癌，于1974年11月29日离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并恢复其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切名誉。[119]
贺龙：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文革期间，被林彪和康生指控为准备推动“二月兵变”（贺龙事件），于1969年6月9日遭迫害致死。1982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120]
习仲勋：1963年在“劉志丹案”中，《刘志丹》被定性为“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习仲勋、贾拓夫及刘景范因此被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文革期间习仲勋受到残酷迫害、批斗。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对习仲勋受到的政治诬陷予以平反。[121]
薄一波：于文革期间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遭受迫害、批斗，其妻子胡明在被批斗送押期间服安眠药自杀未遂。1978年12月，此案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平反。[122]
陶铸：于1967年下台被囚禁，后因身患胆癌，于1969年病逝，死前和死后家人都未被允许探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陶铸平反。[123]
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认为，“国内和党内的民主生活，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民主制度一年比一年健全，民主生活一年比一年扩大。”[124] 同年2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文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要求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要求“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为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125][126] 此外，胡耀邦在“三不主义”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四不主义”，即加上“不装袋子”，意思是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在学习、讨论中发表的意见等，一律“不准装档案袋子”，对学员们消除顾虑、解放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127][128]。
法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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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
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受到民众的追捧、被红卫兵奉为“红宝书”，个人崇拜达到顶峰，宪法和法律遭到轻视。1970年12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交谈中，提到：“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129][130]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提道[68][131]：
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文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毛泽东进一步认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132][133][134][135] 文革期间，1967年谢富治等人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获得毛泽东的支持[136][137]。1975年，中共中央主持重新修订宪法，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部宪法《七五宪法》，并在正文内纳入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等内容，将大量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纳入国家机构运作体系中，废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职位，带有浓重的文革色彩，与宪政主义背道而驰[48][138][139][140]。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41]。1978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等人在“两个凡是”的框架下主持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部宪法《七八宪法》，该版本虽然删除了部分文革语调、恢复了《五四宪法》部分公民权利条款，但依然保留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文革用语，并且没有恢复“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主要的宪政内容[38][142][143][144][145]。这部宪法的正文保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相关条款，仍将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纳入国家机构运作体系中，依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和文革色彩[143][146]。
198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中国当下官僚主义的“总病根”[147][148][149][150]。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强调：1）宪法应当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2）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3）要体现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4）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37][39][150][151][152][153]。
经历2年多的修订，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八二宪法》，该宪法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突出了宪政主义的精神、思想和观点[36][37][38][39]。《八二宪法》收入了许多宪政主义的内容和条款，为改革开放奠定基础，其部分内容包括[37][153][154][155][156]：
删除了诸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文革语言[157]；
一定程度上理顺了党与法的关系，将中国共产党党务机构分离出国家机构运作体系，名义上实现了党政分离[158]；
取消了“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条款，不在具法律效力的宪法正文直接出现“中国共产党”字样（该条款在2018年习近平时期被恢复[159]）[160]；
规定了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160][161]；
重新设立在《七五宪法》中被废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职务，任期一届五年，只能连任一次，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该限制在2018年习近平时期被删除[159][162]）。